[8]数据主体对数据的控制主要通过一系列控制权得以实现，其中包括访问权、被遗忘权、数据可携带权、免于服从单纯自动化处理决定的权利等。
这份权利法案以消费者身份为基础提出了数字经济时代隐私保护的原则性规定。[4] Ali Muneeb, Trust-to-Trust Design of a New Internet, Princeto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s, 2017, p.60. [5] 关于DTS项目的详细情况，可参见Data Transfer Project, Data Transfer Project Overview and Fundamentals, https://datatransferproject.dev/dtp-overview.pdf, 2019年1月2日访问。
我国学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欧盟GDPR的统一立法模式和数据保护制度。摘要: 大数据运营在收集使用大量身份信息的同时却无法赋予用户网络主体身份。很多学者认为FTC在美国数据保护体制中的地位实际上相当于欧盟法中的数据保护机关（DPA）。欧盟统一立法创设数据主体，并影响了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国的数据保护立法。只要互联网的基本架构不变就很难确立自然人的单一网络身份。
这种界定非常宽泛，并没有像欧盟那样新增法律身份，为通过消费者范畴扩展隐私保护奠定了基础。身份亦作身分，在现代汉语中有出身和社会地位身价等涵义。1.行政行为概念之原意 行政行为概念之起源，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初法国的行政行为（acte administratif）概念。
对主观诉讼则适用认为合法权益受侵犯的主观判定标准与权利义务受行政行为所实际影响的客观判定标准，且客观判定标准在主观诉讼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理，旧法第11条第2款——法院可以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案件，本质上也是列举性规定，同样会架空第2条的概括性规定。其三，作为行政终局裁决权的射程边界，贯彻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而法律规定的由其他法院受理的非宪法性质的公法争议则主要是指财政法院、社会法院等特别行政法院受理的争议，以及普通法院系统中的州高级法院之卡特尔审判庭受理的卡特尔行政争议等。
[19] 盐野宏认为，即便是有关学术上的判定，在程序问题的限度内也存在司法审查（参见前引①，第189页）。由此区别于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事实行为、不对外产生法律效果的内部行政行为。
在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不是形塑社会的工具，毋宁是建构与维系平等之自由的秩序手段。现行的《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则弃置上述列举主义之做法，转而概括性地规定四种诉讼类型，因此赋予了行政纠纷可诉性较大的解释空间。[1]又如，我国《宪法》及相关组织法、《立法法》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权就主要收归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见表1），即便《行政诉讼法》（2014）允许法院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也只是对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敞开与被诉行政行为一并审查的大门，且审查后的处理方式也极为保守——仅消极地不作为认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没有法律强制力的建议。例如，美国虽通过《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2节的概括性规定及判例确立了可审查之假定原则，但其同时也允许以否定列举的方式限制行政纠纷可诉性。
[77] 参见李惠宗：《主观公权利、法律上利益与反射利益之区别》，载台湾行政法学会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册），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43页。[36] 笔者认为，尽管非限制说有助于扩大行政纠纷可诉性，但不符合文意逻辑。例如，在日本，抽象地争议法令效力的规范统制诉讼就未被纳入《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所预定的审查范围之内。唯具备该属性，行政诉权才不至于仅停留在口号层面，也才能实现由观念诉权向现实诉权的转化。
[53]申言之，行政处分作为公法世界中的权威性作用形式，被认为几乎发挥着与私法世界中法院判决相同之功能。三是由自由权中心主义向自由权与社会权并立的结构调整。
当原告认为其合法权益受侵犯或对行政行为不服时，究竟有无行政纠纷可诉性，仍需由法院在依法审查后作出判断。[43]事实也证明，随着201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之出台，作为客观诉讼立法例的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正式确立。
而后者则获得由宪法授予的对前者实施监督的有限权力。在德国行政诉讼的发展进程中，这两处概括性规定象征着包罗性权利保护制度的完成，也意味着对寻求权利保护者不必追问其是否被赋予个别具体情况下的诉权，只要有权利保护之必要，裁判上的权利保护之门即为其敞开。[28]同时，法国也承认法律可通过否定列举的方式将通常属行政法院权限之案件排除于外，如涉及间接税和关税、邮件传递、军队打靶所致伤害的赔偿责任、公立学校对学生疏于监管所致损害的诉讼等，均交由普通法院审理。[63]其以自由主义哲学观为思想背景，将国家任务定位于消极地排除罪恶。（三）微观层面之一：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取向 根据行政诉讼制度之目的取向不同，可将行政诉讼分为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两大阵营。就行政处分的特征来看，许多行为均不在其列。
相比而言，客观诉讼则是以维持客观法秩序为目的的诉讼类型，其主张诉讼的对象是行政行为客观违法性之有无，而非当事人之间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否，[10]即并不关注合法权益的问题彼时受奥托·迈耶的行政行为观（特指行政处分）所影响，法院裁判被视为行政处分之蓝本。
根据美国的法理及判例，司法审查是纠正不法行为的基本措施，若行政机关超越法定权限，则司法审查乃理所当然之事。其一，作为行政诉权的构成要件，与起诉要件、原告适格、权利保护必要性一道，限定原告行政诉权的行使。
作为行政法学方法论之一，行政过程论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是在反思传统行政行为形式论之不足、借鉴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与德国双阶理论之基础上形成的新观点。王周户、李大勇：《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重新解读》，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6期，第114页。
（四）微观层面之二：行政的公益性、效率性与专业性 1.行政的公益性 作为国家作用的最主要表现形式，行政旨在处理公共事务、形成社会生活，进而实现国家目的。又如信访处理行为，其涵盖的登记、受理属行政事实行为、交办、转送属内部行政行为，而信访答复、复查、复核意见则与重复处理行为存在交叉——同属外部行政行为，但答复、复查、复核意见均可能对相对人产生新影响。毕竟，只有保证持续性，行政才可能及时发现问题，进而迅速作出应对。[52] 参见熊勇先：《行政给付诉讼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
而法律上的争讼是指能够通过法律解决的、当事人相互间存在的、具体且现实的纷争。因此，称其狭义行政行为或行政处分实则更恰当。
[5] 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45] 但依照新法第7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程序轻微违法之行政行为，将由法院作出确认违法的实体判决（而非裁定驳回起诉）。
而在法条内容上，与旧法第11条第1款第8项相比，新法第12条第1款第12项存在实质性变化，即受侵害客体由昔日的人身权、财产权扩大至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见表2）。在救济方法上，主观公权利受损可诉诸司法救济，而反射利益受损则不然。
例如国库行为、经营行为和行政私法行为。此现象集中反映在《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之规定上，即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又如重复处理行为，其未对相对人产生新影响。得益于《行政诉讼法》（2014）在受案范围条款上由人身权、财产权向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所作的修改，我国行政纠纷可诉性的确定模式实现了由形式混合式向实质混合式的跨越。
同理，旧法第11条第2款——法院可以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案件，本质上也是列举性规定，同样会架空第2条的概括性规定。表2 新、旧法受案范围之肯定列举规定 三、我国行政纠纷可诉性的判定标准 在客观诉讼中，行政纠纷可诉性的判定标准无法被精确归纳与分析，纯粹为法律拟制的结果。
理由在于不能期待相对人比行政主体更能识别行为的真正性质。由于行政行为与权利义务受实际影响的意涵是发展变化的，这意味着客观判定标准也呈现出一定的动态性。
[2]综上，司法权仅是由宪法配置的监督行政权的诸多权力之一。这两大属性乃行政机关处理当下复杂、多样且覆盖面广的公共事务所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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